新世纪以来，“三农问题”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。解决“三农问题”的重大举措，一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下，全面免除农业税，为农民减负；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促进农村发展。这是划时代转折的标志，既是新时代的开始，也是旧时代的终结，更是艰巨的任务。

一、建设新农村的背景与目标

（一）建设新农村的历史背景

1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，农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基本实现温饱，改变历史以来在生存线边缘挣扎的困境。这是历史性的成就。但随着现代化的高速发展，城乡差距日益扩大，“三农问题”突出。数据显示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1997年之后连年明显扩大，目前仍维持在3.21:1。有的统计在5倍以上。即使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、终于走出“八年徘徊”，也只是恢复性增长。由于长期延续的城乡二元结构，不仅造成城乡经济差距拉大，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差距也十分明显。目前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，60%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，有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，1.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，6%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，2%的村庄还没有通电，6%的村子还没有电话。 农民手里没有钱，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投入不足，后果不仅是缺水少电、交通不便等影响到农民生活质量，甚至基本的看病就医、读书上学也难以满足。据卫生部估计，全国农村人口中40%到60%，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。一些贫困地区，尤其是西部，60%到80%的患病农民死在家中。湖南的一项调查则表明，农村孩子从进学校门到高中毕业，在上世纪80年代共需支出108元，90年代需支出约8000元，到2004年则需支出约3万元。这种状况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。2005年4月温家宝在四川巴中考察时说：“我心里始终有三件事放不下，一是让农村孩子能上学，二是让农民看得起病，三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。”10月他在河北农村考察时更进一步明确指出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为农民办好四件大事：一是发展农村经济。二是推进农村综合改革。三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。四是增加农民收入。^①

城乡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。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多数。如果这部分人不能合理分享现代化的成果，就会产生社会的离心力，对国家的认同感下降，甚至会以反社会的方式表达其不满。所以，解决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“三农问题”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。

2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体现。

现阶段中国的“三农问题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。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积累主要来自农村，乡村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。据统计，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，国家仅仅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，从农民手中拿走资金达7000亿。1978年以来，国家通过征地等名义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价值高达3－5万亿元。国家每年收取各种税费达3000亿元左右。即使现在免除农业税，农民仍然要承担沉重的税负。每年仅购买生产资料所间接交纳的税收在3000－5000亿元。二是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国家的一体化，长期实行“一国两策、城乡分治”的政策，因此形成城乡二元结构。在这一结构下，城市处于优先发展地位，农民作为全民中大多数，未能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有全民待遇，特别是教育、卫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，农村主要是自给自足。三是在市场化进程中，农业、农村和农民的弱质性，使其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。市场经济具有偏爱和追逐利润的天性，其核心是资本。由于城市的集中性，使资本、人口和需要向城市集中。与迅速繁荣的城市相比，乡村的落后日益明显。为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，解决日益突出的“三农问题”，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，其首要内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，实现由农支工，以乡建城到以工哺农，以城带乡的的战略性转变。这一战略性转变有其客观依据。这就是经过多年的工业化建设，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新阶段。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，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，在工业化初始阶段，农业支持工业、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；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，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，实现工业与农业、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，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。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，二、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％以上，财政收入2．6万亿元，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。因此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，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，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。近几年，从中央到各地，围绕农民增收这一主题，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，直接给农民以实惠—— 各地种粮农民首次享受到直接补贴的好处，2004年全国共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16亿元；全面放开了主产区的粮食购销和价格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粮食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；明确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；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，对产粮大县实行转移支付。继 2004年农民增收6.8％、粮食增产9％之后，2005年国家又出台了进一步促进粮食稳定增产、农民持续增收的政策，如加大农业税、农业特产税的减免力度，着力建立为农民减负的长效机制。^② 提出建设新农村的要求，在相当程度上是促进中央政策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的支持，而且这种支持是具有实惠性的支持。

3、开发内在资源，促进农村发展

城镇化是总趋势。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是基本共识。但中国农村基数大，在相当长时间，还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居住在农村。从历史趋势看，也不可能所有的人进城。仅仅依靠外部支持也是有限的。那么，农村发展的条件、资源和动力在那里呢？现有农村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，农村的基本状况是人多地少。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实行农场制，农村的最主要资源是劳动力。发展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将人力作为资本而不是负担。发展理论的重大进步是提出了“内源式发展观”，即落后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开发内部资源。所以，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，调动农民务农、兴农的积极性。现在，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和浪费，“三个月种田，九个月赋闲”，“风声雨声麻将声”。需要适当的组织、激活和开发农民的主动性、创造性，自己建设美好的生活，自己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。而且，农村也更有条件建设成适宜人居住的地方。恩格斯100百年前就预示了乡村胜于城市的前景，这一前景在发达国家正在变为现实。富人住乡村，穷人住城市，城市空心化。克林顿，一个白人。

（二）建设新农村的目标

“三农问题”是伴随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社会问题。早在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共产党认为乡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，只有通过制度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些有识之士，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推动乡村问题的解决。如1935年前后，从事乡村改良活动的单位达100多个，人员2000多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等人提出并从事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，晏阳初倡导的“农村建设”和“平民教育”试验，卢作孚作为大实业家关心乡土，倡导乡村建设等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关心乡村、改良乡村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，但成效有限。特别是梁反对工业文明，主张回归以农立国，未能激发和调动农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。他自己也感叹：“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。”
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我国对乡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提出通过人民公社建设社会主义农村。国家重视农业，兴建了一大批农村基础设施。但当时的宏观发展战略主要还是从农村汲取资源，未能改变农村状况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农村改革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提出“小康社会”概念，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十一届五中全会所提建设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，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，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。

新世纪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市场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；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，统筹城乡发展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下提出来的；是农村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综合性体现。

建设新农村的20字目标包括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。

生产发展，最主要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。

生活宽裕，要求不断增加农民收入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。

乡风文明，要求有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准。

村容整洁，要求有良好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环境。

管理民主，调动农民积极性，促进农村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。

二、韩国“新村运动”的启示

韩国是我们邻国，与我国的国情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都是后发展国家，都是人多地少，都是儒家文明传统。韩国1960年代兴起的“新村运动”对于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1、背景

城市与乡村、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。1960年代，一方面，工业起飞，经济迅速增长，另一方面，工农差别、城乡差距扩大，社会矛盾突出。经常发生政治社会运动，军人执政、政变不断。

农村自我生产能力弱化。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，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，特别是形成以城市为本位的社会结构，乡村日益衰败，农村自我生产能力弱化，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低下。

2、理论依据

“新村运动”的理论依据是重视人力资本，开发劳动力资源。韩国山多，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%。资源匮乏，经济发展不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。唯一的资源是劳动力。基于此，韩国的决策者认为，依靠人力资本是韩国得以快速、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。人力资本一是科技教育水平，二是社会道理水平。通过提升人力资本，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。所以，面对农村困境，韩国政府首先是鼓励农民“干起来再说！”

3、做法

1960年代提出“新村运动”，以政府支持、农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，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，引导产业调整，举办公益事业。1970年代实施第三个“五年计划”，将农村经济发展放在首位，投资20亿美元，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。随后，政府为每个农户提供4袋水泥，利用农村人力修建公共设施。到现在，韩国新村运动已延续30多年，经过5个阶段：

基础建设阶段（1971－1973年）

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，建立全国性的中央协议会，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和中央研修院，培养人才，然后组织农民参与，建立基础设施。

扩散阶段（1974－1976年）

从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转向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提高，新建住房，发展多种经营，提高农民收入。运动由农村内部向城市扩散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事业。

充实和提高阶段（1977－1980年）

随着农村经济发展，着重于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和城乡一体、工农互动。运动由政府主导“下乡式运动”转变为民众自我发展的群众活动。将全国的村分为自立、自助和基础三级村。

国民自发运动阶段（1981－1988年）

政府调整政策，运动从政府主导转变为民间主导。政府主要是规划、协调、服务，农村民间组织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，城乡差距大幅缩小。

自我发展阶段（1988年以后）

随着韩国经济发展，经济成果的享有由城市扩散到农村。特别是城市人口拥挤、房地价飞涨，生活紧张。而农村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土地价格上升，不仅收入增长，而且环境优美，人际关系和谐，成为吸引人们的地方，由此更增加了人们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。

4、成效

收入增长。1970年，农民人均收入137美元（约1000元人民币），1978年便达到人均649美元（5000元人民币）

基础条件改善。70年代，全国农村村村通车。80年代，全国农村普遍用上自来水。90年代，全国农村实现电气化。

组织化程度提高。全国普遍建立农业协会、村民会馆，实现自我发展、自我管理与自我教育。

精神文化充实。教育科技水平大幅提高，优先照顾农村高中毕业生升学，对农村地区大学生补助。提升农民的自我奋发的精神。韩国足球、电视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。

5、经验

韩国新村运动是在农业萎缩、农村衰退、农民消沉的大背景下，农民得到政府、学界和城市居民的呼应和支持而发起的自助、致富活动，也是城市与乡村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尝试和实践。主要启示：

新村运动的主体始终是农民，政府初期需要倡导、扶持、示范、带动，其目的仍然是激发农民的自发、自助、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。

三、城郊地区的新农村建设

城郊地区介入城乡与乡村之间，是一个特殊的区域。在建设新农村中，理应走在前列。城郊的优势：邻近城市，外部条件优越，能够充分利用城市发达的市场和信息。

1、城郊的劣势：资源紧缺，定位困难，亦城亦乡、非城非乡，人心挂两头。

从城乡互动、优势互补的角度促进新农村建设，促进城乡一体化。

2、借助城市优势，开发“两种资源”。

一是开发劳动力资源，土地日益紧缺，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。

二是开发土地资源，促进资本下乡，发展新型农业，促进产业化、集约化经营，提高单位面积效率。

3、合理规划，形成现代村镇格局。

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。现代城市是大工业的产物，很容易走向标准化、一个样，没有自己的特色。城郊地区需要根据城乡不同的特点，进行合理规划，形成现代村镇格局。村镇的现代性主要指其公共设施、公共交通、公共安全等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城市相同。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体现乡村特色。“旧瓶装新酒”。

4、组织引导，促进“内源发展”。

建设新农村，基础还是经济发展。城郊地区需要充分加速市场化，发展经济合作组织，参与市场竞争。

建设新农村，活力来自于农村的主体性。为此需要推进民主化，促进农民自我管理，广泛集资，兴办公益事业。

5、积极引导，使城郊新农村建设先行一步

武汉市在推动社区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。本世纪初，推出了江汉模式，影响很大，后来实行社区建设的“883计划”，再次引起全国重视。在此基础上，武汉市将社区建设的思路引入农村，实行“家园计划”，并引起中央高度重视。城郊地区可以顺势而为，通过实施“家园计划”，在建设新农村方面先行一步。

^①董峻、姚润丰：《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》，“新华网”2005年10月23日。

^②董峻、姚润丰：《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》，“新华网”2005年10月23日。